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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达人眼中的马一浮:我目睹国学大师马一浮的最后一刻

2025-04-13 07:14    点击次数:195

楼达人,曾为浙江文教学院教研部、宁波师范学院教授。

他与梁漱溟、熊十力并称“现代三圣”,哲学造诣精深,还被推崇为“中国书法界泰斗”。蒋介石邀他做官,他拒绝,孙传芳求见,他拒绝,孔祥熙求字,他拒绝。可一生耿介的他晚年向红卫兵低头,被抄家时,他恳求道:“留一方砚台给我写字好不好”,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后去世。他是马一浮。

——题记

长我51岁的马一浮先生自幼饱读经书,学识博大精深,上世纪初就是著名的书法家、佛学家和理学大师。而我,从小流浪,年少参军,一直是个普通教师。所以,我和他这差之千里的两代知识分子能零距离交往,实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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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前,花港招待所改建。当时我的妻子,部队转业在浙江建筑公司做医生的李剑鸣随工地从杭钢迁到花港。马一浮先生年届耄耋又患白内障,需要注射些治病的药剂和强身抗衰老的针剂。他住的蒋庄离市区较远。那时没有出租车,公交车很少,每次注射请省交际处派车不方便。于是陪侍姑父多年的汤俶方找到了浙建花港工地医务室,请李剑鸣给马先生打针。花港工地就在蒋庄所在花港公园后门西边的山丘上,吃住在工地的李剑鸣欣然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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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庄旧影

那时不像今天市场经济这样,注射、出诊要收费用,完全是尽义务,而为马一浮这样的长者打针,李剑鸣更是消毒严密,细心周到。 汤俶方是马一浮岳父汤寿潜的长孙女,人称大小姐。这时也已年过五十。她和姑父住在西楼楼上,请了位附近农村的大妈照料生活。偌大蒋庄,平日就两位老人,非常安静清寂。

马先生和汤小姐都很客气,三番五次邀请李剑鸣带我和孩子去蒋庄做客。其时,我刚从浙江文教学院教研部调宁波师范学院为二年级本科生讲先秦文学,只得在寒假回杭时携小女白桦、白杨随妻子同往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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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马一浮先生与汤俶芳(右)、丁敬涵(左)合影

上了西楼,经过厨房间和汤俶方卧室,在起居间寒暄以后,汤俶方便陪我们到南边与卧室相连的书房见马先生。这是间三开间的书房。南边近临小南湖,水光潋滟,宽阔明亮,远接荔枝峰,妩媚苍翠,秀色可餐。东西两头则全是书架书柜书籍。马先生坐在东边一张大桌子边上。因为除了几位资深教授偶来请益论学,此地很少打扰,所以听到陌生人言语,见我们进屋,他便微笑着起来迎客。我连忙上去请他坐下。“噢,是楼先生!请坐,请坐!”“请不要客气。我是晚辈。叫老爷爷!”我不知该怎么称呼,见他满头白发,长髯垂胸,便脱口而出,催女儿叫老爷爷。“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你也是老师嘛!”他乐呵呵的。

这天,马先生穿着长袍、布鞋,室内生着炭盆。他人很矮,坐在周围随手可取琳琅满目的文物图轴间,要不是那硕大充满智慧的头颅和洁白的垂胸长髯,真难发现他的存在。马先生很关心我的工作,说他有几位朋友也在杭州大学教先秦文学,“教先秦诸子不容易。教好诸子,可以引发学生对国学的兴趣。但真正懂得诸子,还要靠他们对诸子原著的钻研、体味和力行。”我非常同意马先生的指导,只是说由于我部队复员考上大学时恰逢肃反、反右,还要到十三陵水库、人民公社劳动,没有好好读书,基础不实,怕教不好。他就鼓励我,说事情总有个开端,能知不足而后学,也是好的起点。初次见面不宜多谈。告辞时,我和李剑鸣都再三请他不要起身相送。

马一浮先生身体稍胖,怕热。在陈毅等领导关照下,夏天多往外地避暑。第二次拜访马先生,仍在寒假。这次正逢他作书间歇。一回生二回熟,大家都不拘谨。“老爷爷,这么长的纸怎么写呀?”刚上小学的长女白桦见到平铺在桌上的长联,禁不住好奇。“那,就由我在这头用双手拉。老爷爷写一个我轻轻拉一下,直到写好止。”汤俶方站在大书桌西边作拉纸状。马先生笑得很开心,点燃了一支烟。他和汤俶方吸的是大前门。那时还没有过滤嘴香烟,所以吸过一半,为了防止尼古丁,就掐灭了。

女儿们绕膝数着老爷爷的书橱,忽然看到了一张古筝。“咦,老爷爷,这是什么呀?”“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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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生答。“就是古琴,好弹的琴!”汤小姐解说。“老爷爷会弹吗?”“会弹!”汤小姐答,“不过他很少弹。你们还小,等长大了,你们爸爸就会给你们讲伯牙的故事。琴是不好乱弹的。”因为我已调到宁波机关干部学校教写作指导,这次便不谈先秦诸子,只从筝谈到了徐映璞先生等名家(徐映璞的千金已是今天杭州著名的古筝专家)。“筝如故人!”马先生不胜感慨。(后来听汤俶方讲,这是张唐代的筝,本来要送我作纪念,可在文革中不知了去向)

第三次拜访马先生还是寒假里。这年我又调到宁波教师进修学院为没有大专学历的中学教师脱产班教中国古代文学了。于是话题又转到国学。这时马先生已因白内障瞑目。他告诉我,已整理好自己的著述,并将把珍藏的古籍捐献给供职的浙江文史馆。我翻开他亲手写在线装本上的书目和签字,好像读预立的遗嘱,很伤心,想用笑语来打岔。便说:“我出生晚,生在一个不是读书的时代,加上自己不努力,所以别讲这些古书没读过,就是您的大作我也没见过。听说李叔同先生是受您熏陶出家的。您早年为了普渡众生而热衷佛学,也不乏方外知己。可您自己却仍处居士之林而不披剃,不知这是什么原因?”他听后只是平静地说:“出家要六根清静。 我还心在六艺,那怎么能沾佛的光晕!”确实,放弃西学、回归传统以后,马一浮先生一直都在为恢复心性之大明而努力,是丰子恺等尊为现代孔夫子的爱国学人。以他的淡于名利、不求闻达、潜心学术,跟今天一出了名据报载就每年要在全国各地作几十甚至上百场报告,在郑州作报告时居然人住600旧美元一天的总统套房,被誉为“穿西装的孔夫子”,已成了市教委主任的某教育家来说,真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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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马一浮(右一坐者)与弟子龚慈受、王驾吾、蒋国榜(苏盦)在皋亭山《马氏先茔记》碑旁合影

1965年寒假,马先生受照顾住进了有暖气的大华饭店。我接到通知去拜访。他知道我调回杭州很高兴。此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或许是一些人出于对蒋庄这么大个名园只住着马一浮的嫉妒,出于对马先生和他弟子蒋庄主人蒋国榜所藏文物与财产的觊觎,总之在他们的挑动下,七中的红卫兵向马一浮发起猛烈冲击,一方面,两家财物被一次次扫旧扫走,藏书和手稿被一批批焚毁或当废纸卖掉买包子充饥;另一方面马一浮先生被安排到安吉路隐蔽,从此再没回到蒋庄。我是在蒋庄最后见过蒋国榜先生夫妇和马先生面的人中的一个。马先生西楼的住处封条贴了又撕撕了又贴。后来省市革委会成立文革中被查抄物资清理委员会,我受托写信给省革委会主任周建人,即使我们知道有些财物在某位造反出身的书记家中,他们也省推市、市推省不了了之。说实话,当时浩劫末止,一些关心马先生的领导爱莫能助,一些马先生的亲友自身难保。所以为汤俶方保管点文物,去安吉路看望蛰居中的马先生,义不容辞地轮到了我。尽管在学校里我也因马先生受到了从厕所贴到大礼堂的大字报的围攻。

那时马先生住在一间楼下的房间里,一桌一椅一床两张单人沙发,陪侍的汤俶方住房后楼梯下的小间。邻居是位军转干部,他妻子姓郭,是我部队战友,在浙江大学教公共俄语。马先生的房间看来是他们奉命让出来的。

开头两次,李剑鸣在小间帮汤俶方做点杂事,我在房中陪马先生静坐。女儿们感到乏味,只好院中转悠。后来,大概4月底吧,停课闹革命无所事事的我在孤山后面钓了斤把虾。晚上就拎着虾笼去拜访马先生想让他尝尝鲜。因为他平常吃的多是姜末炒豆腐之类的素食。马先生从桌后迎出来,要我坐在沙发上。见他难得高兴,落座后我便从在宁波三中时听说他要到天童、阿育王寺走走后来没有成行谈起,问到为什么天童寺神龛中佛像特别小、背景中画的图腾又为何跟一般的不同。马先生自号蠲戏老人,平时不苟言笑,但蛰居斗室心情沉重的他听到我这些问题,禁不住又绽开了对年轻人慈祥和蔼的一贯脸容,发出了不泯童心的欢笑。我正庆幸自己的得计,谁知还没听懂他的回答,他却洞察般的话锋一转问起我外面的事来。我猝不及防,便如实谈了些在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礼堂看到潘天寿先生等被挂牌批斗的情形。他听后一脸严肃,接连叹了两句“斯文扫地”便哑口无言陷入沉思。我心里很有点后悔:马先生85岁了,我为什么还要添他不快,不能说点别的么?但那时知识分子被挂牌批斗是寻常事。马先生坐在书斋里没听过见过的像顾圣婴被逼得和母亲弟弟一起开煤气自杀等等比批斗还残酷的事多着呢!

不久,马一浮先生便长期抑郁引发胃出血入住浙江医院。接到汤俶方通知,我只好请李剑鸣和她妹妹李静芳去日夜轮流护理。因为那时像马先生这样戴着反动学术权威、封建余孽帽子的人谁也不愿沾边。而我则做义务外勤,例如马先生弥留之际,我蹬着自行车从南到北、从新贡桥到道古桥,迅速把郑晓沧、王驾吾、龚慈受等马先生的好友、弟子请来为他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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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绝笔自作诗

马先生自知归期已到,除离别安吉路时乘无人之机写绝笔诗一首藏于抽屉外,进院后便一言不发,也不呻吟。我们问他要不要把情况告知周恩来,他只是摇摇头。他走后,我参加了遗体告别会,帮着处理了一些后事。

文革后期和拨乱反正头6年,由于国家给马一浮捐献文物、藏书的奖金被冻结,因陪侍姑父没有参加工作失去生活来源的汤俶方几次回杭长住我家时,我帮助她处理了发还的马一浮劫后余物,将张大千和黄宾虹的画还给了蒋国榜家属,将包括马一浮刻的几十斤印章在内的遗物叫小女白杨蹬着三轮车送交马先生的侄子。我们尽管只50多元工资一月,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艰苦,但我们从不收汤俶方生活费。因此她几次要把张大千和黄宾虹赠画与她珍藏的一方背面刻有乾隆御览之宝的包铜的唐代端砚送我纪念。我婉谢后见画轴后有送蒋国榜过生日的小字便建议按马先生遗愿物归原主。但当时闻风来我家掏宝的汤俶方的新朋故交也不乏其人。别人送马先生的袖珍长江万里图和汤俶方的这方端砚等等后来都被噱走。例如当时有位民进的姜卿云先生,他早年去德国攻读化工,获学位后又进了黄埔。黄绍竤主浙,他是省政府委员和军统浙江的负责人。杭州沦陷前,马一浮在他请缨下得到几艘船只将藏书插上桐庐县政府旗帜运抵乡下,逃避了兵燹。他几次想做马一浮弟子未果。这时从北京来杭,常到我家检阅,将不少马先生的墨宝搬去他的“云起楼”书斋。我受汤傲方委托将马一浮一万一千多卷古籍和八大箱文物捐献给了浙江图书馆(这些书和文物是红卫兵冲击时浙江图书馆派人抢救去的,所以没能如马一浮生前愿望捐给文史馆)。1983年,我又致书胡乔木要求出版马一浮著述,以免他的学术成就湮没。这或许有点不合马先生不求闻达的初衷。但当我这个过去从没读过马一浮著述对他的学问道德不甚了了的人,在参与整理过程中读了他的著述后,这才真正从情感上的尊敬上升到了心灵上的敬仰。我找到了为什么陈独秀、苏曼殊、谢无量、周树人、熊十力、马叙伦等文教界前辈都与他为友,蒋介石、陈立夫、程潜、陈毅、周恩来、毛泽东等军政界要人都尊敬他的原因。那就是梁漱溟唁电中说的“千年国粹,一代儒宗”,马一浮为弘扬传统文化使我们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不折不挠的献身精神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刚正不阿的古道热心。

已矣哉,光阴荏苒,一转眼,马一浮先生逝世已三十八载,自己也进了古稀之年。

纪念马一浮诞辰140周年:一个真实的马一浮——各界人士眼中的国学大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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